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去世：曾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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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布坎南(左)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布坎南“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理论和宪法基础。”

詹姆士·布坎南和图洛赫对同意的计算

译者:陈光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宪法经济学的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

译者:冯克礼，秋枫，王岱，魏志梅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詹姆斯·布坎南的《成本与选择》

译者:刘志明，方莉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译者:马军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当地时间1月9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宪法经济学之父詹姆斯·布坎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逝世，享年93岁。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发布了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的死讯。该中心由布坎南创建，他是该中心名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克斯·塔巴罗克告诉媒体，布坎南一生都在撰写文章和定期演讲。

布坎南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带来了新的风。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理由是，布坎南“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理论和宪法基础”，并利用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原则来解释经济手段如何影响政策变化——“布坎南告诉每个人，那些试图向政治家提供建议或希望影响具体问题结果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因为在任何既定的规则体系中，结果通常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决定的。”

1962年，布坎南和图洛赫发表的《同意的计算》奠定了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所谓的公共决策意味着分析上层政府如何通过当选领导人和官僚的个人利益做出决策。布坎南将公共决策定义为“没有浪漫历史的政治”，他还说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官僚机构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

布坎南曾经写道:“我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转向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也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仍将存在。”这些问题是政治、法律和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秩序、自由、正义、效率和进步。”

并非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中国都像布坎南一样出名。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他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吸引了大量中国学者的注意。

上海财经法学院研究员李在他的博客中提到，中国经济学家在他访问布坎南时邀请他在中国发表演讲。布坎南的回答是:“我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与主流经济学总是有一段距离

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田纳西州，1940年毕业于田纳西州中部州立大学。布坎南去世的消息公布后，中央田纳西州立大学现任校长西德尼·a·麦克菲说，整个校园都在哀悼布坎南博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教育家，布坎南的精神遗产将与享有盛誉的学术荣誉“布坎南奖学金”一起传承下去。

布坎南在1946年2月第一次声称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家，当时他27岁，仅在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学院两个月后。在过去的四年里，在获得了中央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学士学位和田纳西大学的硕士学位后，他度过了辉煌的军事生涯，并在往返于珍珠港和关岛之间的尼米兹·空号母船上服役。

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学位后，布坎南回到田纳西大学任教，之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任教。从1983年到去世，他一直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客座教授。

尽管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似乎在任何时候都离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布坎南认为，遵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经济研究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已经阉割了它的思想，成为数学工具的奴隶。他呼吁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布坎南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传统的经济分析应用于政府层面。包括:国家的起源、政府的权利和义务、公有制、公共资源、公共政策、宪法、宪政、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和国家。

在分析政治领域时，公共选择理论的关键假设是，政治家或官僚像其他人一样，在实践政治时受私利驱使。当政客们实践政治时，他们想保留他们的黑帽子或增加他们现有的权力。他们可能不会做有益于公共福利的事情。

学者们普遍认为，布坎南继承了瑞典学派创始人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代表作《利益与价格》，并影响了美国经济学家曼苏尔·劳埃德·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后者对制度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权利与繁荣》(Rights and Promission)。

曾经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就今天的习惯而言，布坎南是一位保守的经济学家。"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谓保守开放，在于相信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后者则认为国家的经济干预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但事实上，布坎南在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布坎南只用了六个星期就从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弗兰克·h·奈特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之一，是他完成了这一转变。

奈特给了布坎南什么样的想法，从而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奈特告诉布坎南，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剥削人的潜力有严格的限制。市场倾向于最大化人们摆脱政治控制的自由，而自由始终是人们的基本价值，在允许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制度中得到最好的保护。

布坎南认为，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是一致的，在知识上是诚实的，他将经历一个明显的市场倡导者的变化，并真正“看到了光明”。这时，布坎南也想知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比如奈特，在受到他的影响后，都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

战后经济学的主流是凯恩斯主义，占据了大多数大学职位。布坎南认为，当时斯大林主义还没有完全渗透到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战后其他地方社会主义实验的不足还没有显现出来。人们的思想状态是以经济和反自由社会主义为主导的。

当时，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市场失灵，在此基础上，政府干预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在就业、产出和价格水平方面失控，只是因为老政客们没有研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类别。”布坎南写道。

在干涉主义时代，人们不知不觉地把政府视为一个“仁慈的”角色。布坎南警告那些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会意识到理想的集体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政治领域的人和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人一样自私和卑鄙。

1957年，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成立了托马斯·杰斐逊政治经济研究中心，试图建立一个“想要维护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后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立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在这里诞生了。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只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但它为社会科学家开辟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前景。

主流经济学范式批判

布坎南声称1982年是一个转折点。今年，他将他和戈登·塔洛克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建立的所有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包括教学和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和各种设施)合并到乔治·梅森大学。

这时，经济学的主流也发生了变化。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20世纪70年代发达经济体经历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声音几乎消失。有一种方法可以解释这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课程计划和基础基本上掌握在主导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手中，但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在布坎南看来，经济学仍然没有进入“正确的道路”，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

随着数学模型的巧妙运用，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已经开始告别无法验证的社会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然而，布坎南嘲笑“科学”这个词，自1957年以来，“科学”一直是经济学的最高权威。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投入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它使自己成为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囚徒，但未能使技术工具始终处于它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原则，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同。布坎南嘲笑这些经济学家为“思想太监”。他写道:“他们的兴趣在于他们研究的模型的纯学术性质，他们似乎从证明和发现只与他们的乌托邦有关的命题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与20世纪50年代的控制经济理论相比，“科学”经济学似乎更“可怕”。因为就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治理理论而言，没有必要让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去理解它的理论荒谬性，而实际的经济失败已经证明了它的无效性。

因此，更难在“科学”的帽子下反驳经济学的任务。布坎南为此写道，“根据数学观点，我们必须服从那些精通深奥的现代数学的人。我们这些不理解“黑森边缘矩阵”的人变得愚蠢，我们被迫感到平庸和二流；它在20世纪80年代被主流学者遗忘了。”

布坎南显然认为这种数学观点是错误的。他问为什么真正的数学大师对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不感到敬畏。这种单边敬畏的最终来源是什么？

布坎南认为这种不对称是由于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特别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一旦“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而这种研究是在给定的需求、资源和技术的约束下寻求最大或最优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数学观点的陷阱。

布坎南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进行一场方法论革命，以摆脱数学观点，消除对数学的恐惧。"除非我们修正我们的数学观点，否则我们仍将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奴隶."布坎南写道。

然而，主流经济学并没有朝着布坎南希望的方向发展。但布坎南坚信，“我们这些非常重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遗产的人面临着不可否认的道德责任。”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那些在哈耶克的“伟大社会”形成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统的思想得以延续。”